2024年，越南进出口总额达7862.9亿美元，同比增长15.4%，已然成为全球产业链重组浪潮中的关键受益者。同期，越中双边贸易额突破2600亿美元，中国已连续20余年稳居越南最大贸易伙伴。

今年4月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。两国联合声明中提出，“以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、越南发展新型生产力为契机，构建更加广泛深入的全方位合作格局”，为双边合作注入新的战略内涵。

历史上，封建时代的越南是中华文明最完整的学习者之一。近现代革命时期，越南共产党主动引进“中国做法”，在抗美援越中与中国结成“同志加兄弟”的意识形态纽带。1986年，越南启动“革新开放”，在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同时，强化了市场机制与国家调控的结合，迅速从战争废墟成长为新兴制造业重镇。

2024年，越南GDP增速达7.1%，展现出蓬勃的“青春”势能。今天的越南，已不再是那个单向模仿的“学生”，而更是一面照见区域经济跃升潜力的镜子。在这场区域竞速中，与越南地缘相邻、面积相当的云南，必须直面这个“先动先赢”的邻居。

数据之外的动能差距

今年越南南方解放50周年之际，笔者恰好有机会实地走访。初到越南，最直观的感受是一股扑面而来的“青春气息”：街头随处可见神采奕奕的年轻人和步履匆匆的中年人，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向上的动能。

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曾指出，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依靠资本和技术，更取决于人们的信念、意愿和精神状态。越南所展现出的这种集体活力，正是其深层发展潜力的外在体现。在当前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背景下，这份活力显得尤为珍贵。

那么，这种活力究竟从何而来？

很多人会将原因归结为“人口红利”，但这一逻辑在今天已难以为继。

最新数据显示，越南劳动力人口（15-64岁）已增至5290万，却仅占总人口的52.9%。相比之下，云南虽总人口不足越南一半，劳动力人口（16–59岁）占比却高达63.4%，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高出2.1个百分点。

从年龄结构看，越南的中位年龄为33.4岁，略低于云南的35.5岁（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推算）。虽然仍具有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优势，但这一数据已逼近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的“35岁警戒线”。

更关键的是，越南正面临生育率下行与老龄化加速的双重压力。2024年，越南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.91，连续三年低于2.1的人口更替线。为扭转这一趋势，6月初，越南正式废除自1988年实施至今的“两孩政策”。

事实上，越南早在2019年便已步入老龄化社会，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1.9%。预计到2038年，这一比例将升至近20%，老年人口超过2100万。这意味着，越南将在二十余年内完成从“老龄化社会”到“老龄社会”的转变，而许多发达国家往往需要五十年甚至更久。

如果说人口结构难以解释越南的活力，那么经济数据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反差。

2024年，越南和云南的GDP分别约为4763亿美元和4375亿美元，体量相当。但云南人均GDP约为9670美元，是越南的两倍有余。

从居民收入看，2024年，云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4160美元；其中，城镇居民为约6290美元，农村居民为约2420美元。同期，越南全国居民年均收入约为2640美元。尽管两地统计口径存在差异，但大致来看，云南城镇居民收入远高于越南全国平均水平，农村居民收入则与越南相对接近。

从人口到经济，云南在多个常规指标上并不比越南差，甚至在部分方面更强。但走在街头，我们却能感受到两地活力的明显差距，这种落差从何而来？

这种反差固然与制度背景、发展阶段和文化惯性有关，但更直接的原因在于发展路径的选择。云南不缺人、不缺资源，缺的是把这些要素转化为动能的机制。

制造业的分水岭

宏观数据之下，真正塑造一个地区发展气质的，往往不是人口或收入的绝对值，而是其背后的结构。云南与越南之间社会活力的差异，核心正在于产业结构所孕育出的发展预期不同。

在云南，旅游业的繁荣使服务业一路高歌，2024年第三产业占比已达63.6%，位居西部省份前列。但第二产业仅占25.8%，制造业基础相对薄弱，长期依赖原材料加工和传统轻工等低附加值产业，产业链延展性有限。

近年来，云南积极布局电子信息、生物医药等高技术制造业，但整体仍在起步阶段，尚未形成具有规模效应的产业集群。

“服务业单核驱动”的发展路径，虽然能在短期内激活旅游、餐饮、文创等行业，但由于缺乏“工业缓冲带”，一旦遇上季节性波动或突发事件（如疫情、极端天气），便容易暴露经济韧性不足的问题。

更重要的是，制造业不仅是税收的重要支撑，更是吸纳大规模就业、推动社会结构上升流动的关键环节。缺乏坚实的制造业基础，意味着难以稳定中等收入群体，城乡差距也难以有效收敛。

相比之下，制造业的崛起无疑是越南过去二十年最重要的战略成果之一。2007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后，越南充分释放制度红利，凭借低成本劳动力、政策激励和土地供给，迅速成为全球制造业新秀。

2010年代以来，越南积极承接中日韩、欧美等国家产业转移，大量引进三星、富士康、英特尔等制造巨头，推动电子、机械、纺织等产业加速集聚。

截至2024年，制造业已占越南GDP的35%以上。以电子产业为例，三星在越南的工厂承担了全球手机出货量的一半，年产量约1亿台。纺织服装方面，全国有约7000家企业和300多万工人，使越南成为全球第二大服装出口国。尽管本土制造企业在技术积累和品牌打造上仍有短板，但整体制造体系已具备较强的吸纳与输出能力。

这种以制造业为支撑的发展路径，不仅带来了就业和收入，也在社会层面塑造了“只要肯干，就能改善生活”的信念，成为越南社会整体活力的重要心理基础。

以制造业为支撑、出口为主线的经济体，往往节奏更快、目标感更强。而以旅游和消费为主导的地区经济，更容易受制于周期波动与不确定性。两种经济主线，最终呈现出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表情。

同样是年轻人，在越南是电子厂、纺织车间里的熟练工，是工业园区里的新工人阶层；在云南，则更多出现在服务业、零工经济甚至短期打工岗位中。这种差异无形中改变着群体预期，成为我们在街头巷尾感受到的真实温差。

越南的经验表明，发展制造业不仅是经济策略，更是社会策略。对云南而言，要重建增长信心、释放结构潜力，必须将制造业“做起来”。有了这块“压舱石”，云南的发展才能更有底气。

连接世界的方式，决定奔跑的速度

走进一家越南餐厅，你很可能会发现，英语而非越南语是默认的服务语言。即便是在街边小摊，也几乎都会配有图文并茂的英文菜单。当你被问到“Where are you from?”如果回答是中国，接下来的用餐体验很可能是中文服务全程“陪伴”，甚至还有可能在某个瞬间，被背景音乐中突然响起的中文歌“惊喜”到。

这种高度国际化和开放的氛围，常常会给第一次到访越南的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事实上，如果将越南的经济发展比作一场马拉松，产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能跑多远，而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，则决定它能跑多快。

长期以来，越南的思路很明确：抓住出口，把市场做到全球去。2024年，越南进出口总额达7862.9亿美元，几乎是云南（349.65亿美元）的23倍。其中，出口额高达4055.3亿美元，约为GDP的1.86倍，展现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特征。

反观云南，尽管经济体量与越南相近，出口额却仅占GDP的约3%。而同样地处中越边境的广西，出口占比已达到15.5%。可见，云南虽具区位优势，但出口这个传统的增长引擎尚未真正发力。

云南以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，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对外经济布局。以对越贸易为例，2024年，云南对越进出口总额为221.3亿元，仅占中越贸易总额的1.2%；广西则高达2955.1亿元，占比15.9%，约为云南的13.4倍。

从出口结构看，云南仍以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，附加值较低，而广西依托更完善的制造业体系，已与越南北部形成较为紧密的产业配套，在区域产业链中掌握更多主动权。

除了“走出去”，越南在“引进来”方面同样表现突出。2024年，其外商直接投资（FDI）总额达382.3亿美元，实际到位资金253.5亿美元，同比增长9.4%，创历史新高。其中，81.4%的外资投向加工制造业，金额达206.2亿美元，外资对其实体经济前景的信心可见一斑。

同期，云南实际利用外资仅为约6.85亿美元，体量差距显著。当前，云南的对外开放仍以旅游、人文交流和初级产品出口为主，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平台和项目尚属稀缺。要真正将区位优势转化为连接区域与全球市场的“枢纽能力”，云南仍需跨越不小的鸿沟。

在全球产业链重构、区域格局再洗牌的当下，云南的时间窗口尚未关闭，但机会不会无限等待。越南这位“青春期邻居”已率先起跑，用制造业与开放型战略撬动了新一轮增长。能否读懂这一现实启示，或将决定云南在新一轮区域竞速中是原地观望，还是奋力追赶、主动突围。

（来源：微公号“拥抱印度洋”）